她喜欢电影，穿行于故事的段落间，在不同的风物中，与悲喜百态相遇。她在电影中讲述了许多女人的故事，她曾经带着王彩玲的妆，穿过闹市人群，买菜回家。“我想着我就是她，在别人眼里这样的我，就过着这样的日子，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人生。”演绎着故事中的人生，讲述着人生中的故事，人生与故事，在她这里相得益彰。
这一次，她讲述的是一个小女孩的故事：她住在一座小城，门外对着一条铁路，漫长的童年时光中，陪伴她的是她的姥爷和一盆与她同岁的兰花。
这一次，她站在幕后，成了故事中的人。4月17日，著名影视演员蒋雯丽携自己的导演处女作《我们天上见》来到百周年纪念讲堂与北大观众见面。电影放映结束，蒋雯丽走上舞台，与影片最后向着姥爷挥手的蒋晓兰光影重合，人生与故事的双线索自然地汇成一线。映后交流会结束后，讲堂文艺记者与蒋雯丽老师面对面，得以继续这段故事。
蒋雯丽（左）接受讲堂文艺记者采访
记忆中的童年
记者：之前看过关于您的一些采访，说您小时候其实比较孤独安静。通常喜欢安静的小孩是比较爱幻想的，这种童年性格对您以后艺术思维和想象力的发展是不是有一定影响呢？
蒋雯丽：凡事总是有两个方面，当时老师对我的评语总是“不团结同学”，其实我是不知道怎样融入同学之中；但这样的性格也有好的方面，我觉得一个人的能量是有限的，如果在很小的时候就将这些能量都发散出去了，就少了很多自己独处的空间以及很多可以去幻想的时间。这种性格的好处就是保护了自己的一些想象力，人也比较单纯，不会特别经营一些事情。尤其是从事艺术事业，特别需要这样相对单纯的心境。
记者：您还记得自己小时候最大的理想是什么吗？当时没有想到自己会当演员吧？
蒋雯丽：当老师，或者是居里夫人那种科学家。
记者：童年时期的某些影响很可能是一生都很难改变的，包括人的一些思维方式，对于气味、细节的感受能力，那么，在“蒋晓兰”时期留给您最深刻的影响是什么？
蒋雯丽：我觉得是我人生的态度。因为姥爷对我的爱，所以我对很多事情保持着积极的态度，正因为这样才会让我一路坚持着往前走，从家乡一路到北京，一点点走到今天，包括主动去尝试一些有挑战性的角色，包括今天尝试去做导演，都会觉得姥爷一直在保佑祝福着我。
记忆中的山水画
记者：影片中有很多处理得很精致的画面，采访中您也谈到经常会形成种种画面在脑海中，您是不是比较擅长画面思维式的表达？
蒋雯丽：我的摄影师曾经说，我的剧本是他看到的最有画面感的剧本。我小时候就学过画画，对于构图这方面，自己也比较感兴趣，摄影师他们也都说我在这方面是比较挑剔的。
蒋雯丽试图在影片中还原自己童年的景象（资料图片）
记者：那整个影片的画面基调是按您的要求呈现的么？
蒋雯丽：对，画面的基调也是事先跟大家讨论的,我想要呈现出南方烟雨濛濛的感觉，类似于中国山水画的风格，所以拍摄要求和定位也大概是这样的感觉。
记者：影片中经常出现小女孩在窗前看下雨的场景，那就是童年的您吗？为什么特别想要呈现“雨”，除了作为画面基调的原因？
蒋雯丽：我从小就很喜欢下雨。感觉雨将外面的世界隔开了，因为下雨所以觉得家更温暖，在雨里总能感受到一种诗意。
记者：这种感觉一直存留到现在？
蒋雯丽：嗯，一直到现在。
记者：油纸伞是影片中的重要构成元素，这部电影的名字也曾被定名为《伞》，您想要通过“伞”表达什么？
蒋雯丽：伞是一种保护。中间发生过一件有趣的事，有次我去朱旭老师（影片《我们天上见》中晓兰爷爷的扮演者）家对台词，我儿子在外面玩，把朱旭老师家的沙发垫子一字铺开，然后自己打着伞钻在里面。朱旭老师出来看见就说 ：“呀！太精彩了”。
我们已经跟童年离开得太远了，有些心理感受可能已经陌生了。所以我就经常去揣摩小孩的一些心思，为什么他们那么爱打伞呢？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天可能太高了，他们常常本能地缺乏安全感。小孩在母亲的子宫里首先是被包裹起来的，他一出来就必须要去面对这个世界，低的地方就觉得相对比较有安全感，我小时候就很喜欢钻桌子、钻柜子。
所以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他需要为自己寻求一种保护。我觉得影片中，姥爷的关怀就像是一把伞一样，给予孩子保护。
记者：那么铁轨也是您童年中的重要标志物么？
蒋雯丽：我们家的旁边就是铁路，京沪线，特别繁忙。每回火车开过来，就像是三级地震，窗子都哗哗地响。我爸爸妈妈都在铁路上工作，姥爷也是火车司机，所以我们家可以说是一个铁路世家。
影片中其实也寄托着我对于铁路的情感，在那个蒸汽机车燃气的瞬间，我对于过去所有的情感就回来了。你会觉得铁架子这种大家伙又是工业革命的象征，看起来是一种陌生的文明，又有历史又神秘。但它对于我的意义是很复杂的，小时候姥爷经常带我去看火车头，它同时又很熟悉、很亲切。而且当时铁路是唯一通向外界的方式，对于一个小地方长大的女孩而言，在铁路上又可以想象到外面的世界。
对火车与铁轨的记忆饱含着对远方的渴望和对父母的思念（资料图片）
寻找蒋晓兰
记者：您是在一种怎样的契机下，想到要心平气和地去讲述自己的往事？人生的每一次回望，都包含着过去的自己和现在的自己两种不同的定位，您觉得在这样的一次童年回望中，您看到了什么？
蒋雯丽：2003年那一年，我接了三部戏，每一天都很忙，压力也很大，有时要靠吃安定片睡觉，于是到2004年，我就歇了一年。当人从一种特别忙禄的状态中停下来，抽回到现实中后，很多东西都开始回归，有些想法在脑中不自觉地脉络清晰起来。我开始反省自己到底在忙些什么呢？我的生命这样有意义么？到底什么是我最想做的事情呢？
这时我的脑海里就浮现出了很多儿时的画面。恍然发现，那时候真的是一个田园般的生活。所有人的都没有那么忙，大家一起聊聊天，闲适而安逸，但同时又是有着理想主义情怀的。人在穷困的时候，往往精神上的空间是很大的，而当人富足了之后，反而不会太去关注这样的东西，失去了那些空间。
所以在回想过这样的生活以后，就产生了想要拿着摄像机把它们拍下来的冲动。我想这样的画面总是能够保存下一些记忆，即使今天的人去看都会有一些感触。通过画面传达出来的这些变化，在同一个国家，只不过过了三十年，生活的差异，人心态的差异，都真实地成为我们身边的风景，改变着我们。
当时这些画面都已经在我脑中形成了，但是要付诸拍摄，还需要告诉别人我要拍一个怎样的故事，所以有了这个剧本。
记者：有时候想要回归可能是因为丢失了一些过去的东西，您在这样的一次童年回归中，找到您想要的东西了么？
蒋雯丽：我觉得我也在拍摄中寻找自己的精神依靠。虽然不能说完全找到，但我觉得至少从容了很多，开始领悟到有的东西越少越好，其实我们不需要那么多，可能我们比拥有那么多更快乐。
创作影片的过程是对童年的回顾，也是对精神的追寻
记者：在拍摄过程中，其实您是一直坐在监视器后面，看着片场被布置成自己童年的场景，自己慢慢长大，中间有没有因为回想过程中的差异而感到拍不下去的时候？
蒋雯丽：有一场戏是当时拍了没有用，后面又去补拍的，就是姥爷离开的那一场。现实中姥爷的离开是在医院里的。当时我到医院的时候，姥爷已经人事不省了，然后我过去抓住姥爷的手，他的眼泪流下来，然后就离开了。
早在我写剧本的时候，每回写到这里都是一边哭一边写。在开拍的时候我也对大家讲，这是特别重要的一场戏。但往往就是这样，你倾注越多，越得不到一个你想要的结果，越是难表达出你所想要呈现的情感。并且我也不希望出来的效果太煽情。
于是就改成了影片呈现的那样一组镜头：晓兰一边翻着杠子，姥爷就离开了，最后，也是孩子对姥爷的一种感恩。我觉得生命就是这个样子，很自然的，不是那样悲悲切切的。
记者：那您觉得亲人对您而言像是什么？
蒋雯丽：亲人就是我留存在世界上的原因。
为爱情，为艺术
记者：影片《立春》中王彩玲有一句台词：“既然你是这个命，你就要担待。”而《我们天上见》中也探讨了人的终极问题，您对于个人的命运与生命的关系到底是如何看待的？
蒋雯丽：无论怎么样，生命就是这么长的时间。我可以说是一个不甘于命运的人，其实在很多地方跟王彩玲还是挺相像的。都来自于中小城市，不甘于自己的命运，也是这种不甘，让我不断地努力。
但我的运气相对比较好，到今天能够拍一部自己的片子出来。我想大多数人都像王彩玲一样，不一定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尤其在艺术的行业，机遇很重要，能够挣扎出来的人很少，这也是不得不承认的人生的无奈之处。
但这并不代表你不能在其它行业里拥有自己的人生。我是很看重人生过程的，即便就像王彩玲，结果不是很美满，但是她一直在自己的理想之中，坚定地向着这个理想努力，也是幸福的，对吧？
记者：女人和岁月永远是一个常讲常新的话题，《金婚》中的文丽横跨岁月，《中国式离婚》中的林小枫被岁月的焦虑逼到绝境，《我们天上见》中的蒋晓兰经历着成长的考验，您对于这个话题是怎么看待的？
蒋雯丽：我觉得随着岁月的增长，总有失去，也有获得，其实二十岁的时候最怕自己老，越活反而越觉得，岁月不用太在乎。
记者：第二届罗马国际电影节上，您致辞中有一句“为爱情，为艺术”（《立春》中的意大利语台词），您坚信这样的人生信念么？
蒋雯丽：是的。（笑）
蒋雯丽在讲堂与北大观众交流观影感受
电影中讲述的是蒋晓兰成长为蒋雯丽之前的故事，而在采访中，笔者似乎看到了蒋雯丽在寻找蒋晓兰过程中的努力和真诚。蒋晓兰的古灵精怪，蒋雯丽的温文尔雅，银幕与现实之间，一直充斥着人生行走和生命成熟的感动，沿着铁轨，走向回家的路。
谈话中，蒋雯丽讲到自己的儿子：“最近我的父母在我家，母亲前一阵摔了一跤，现在她一起身，我儿子就赶紧过去扶他，我自己也觉得很欣慰。我觉得他看明白了这个电影。”
人生的回归中，蒋雯丽为自己找到了当年那个沉默、爱幻想的小辫子女孩，而当年的晓兰，在这条生命延续的路途中，继续着这样的温馨。
摄影：魏来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