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5、16日晚，新版《玉簪记》作为“北京大学昆曲传承计划”的开锣大戏亮相讲堂，场场爆满；12月18日至20日晚，青春版《牡丹亭》（上中下）华丽上演，座无虚席。白先勇老师及他掀起的昆曲热在燕园引起了强烈反响。

　　前后5晚的演出结束后，两出戏的总制作人白先勇老师均在讲堂纪念大厅为热心观众、戏迷签名，排队等待签名的除了北大师生、热心观众，还有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昆曲迷、白先勇迷。白先勇先生每次签名的时候都面带笑容并向观众致以谢意，还不时询问年轻的学生们“喜欢昆曲吗？”“喜欢的话以后我们还演！”激动之情溢于言表，让人深深感受到他对昆曲的热爱以及对年轻观众的爱护。

白先勇（左）接受讲堂文艺记者专访

　　18日晚，讲堂文艺记者有幸采访到白先勇老师，与他进行了简短的对话。此次白先勇老师的日程本已排得很满，然而当记者表明来意时，他仍答应在演出后挤出一点时间接受采访。当晚10点半签名结束后，当助理告知记者白老师已经忙了一天十分疲惫的时候，他却笑着对助理挥挥手说：“没事，我已经答应了。”

　　精神文化的返乡之旅

　　白先勇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之子，白崇禧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白先勇从小就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虽然一生辗转于中国大陆、台湾、美国等地，但白先勇先生说，他心中的文化之根始终深深地扎在中国。

　　“我的故乡不是地理性的，我的归属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是我精神的皈依，所以几十年来我一直都在推广中国文化，我想这也是一种返乡的情怀。”而在这种文化精神的“返乡”中，仿佛是一种注定的缘分使白先勇选择了昆曲。

　　白先勇曾说，昆曲对他的影响几乎是一辈子的，包括他的写作与人生，而与昆曲的缘分可以从他10岁那年说起。抗战胜利后不久，梅兰芳和俞振飞两位大师在上海美琪大剧院演出，当时演的几出戏中便有《牡丹亭》中著名的那出《游园惊梦》。台上那优美的音乐与曼妙的身姿深深印在了台下年幼的白先勇脑海中，这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便从此结下了他与昆曲的不解之缘。

　　20多年后，白先勇写下了小说《游园惊梦》，后来又改成话剧，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仿佛在冥冥之中，白先勇与昆曲的距离越来越近。1983年，白先勇开始着手编排《牡丹亭》。

一生牡丹情

　　在此次演出的青春版《牡丹亭》之前，白先勇先后编排制作过两次《牡丹亭》，第一次便是从1983年开始的，只有两折戏：《春香闹学》和《游园惊梦》；第二次制作的是整晚演出的大戏。但是，白先勇总觉得这仍不足以表现《牡丹亭》的神韵，“一直觉得梦没有完成，应该做个全本，那其实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2003年，长达9小时的《牡丹亭》巨制终于拉开了序幕。

　　白先勇谈到，昆曲曾经独霸剧坛200年，盛极一时，虽然后来由于社会、政治等原因衰微了，但并没有消失。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昆曲几经浮沉，在80年代重新受到重视。然而，在白先勇看来，“昆曲一直没有着力点，一直是在勉强地支撑。”作为一个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剧种，传统昆曲在演出方式、舞台美学等方面都与现代观众有了距离。为了把昆曲“搬到21世纪的现代舞台上，让它重放光芒”，现代元素必须融入传统，而如何拿捏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尺度，“如何把传统和现代联系起来，如何做出新的诠释，使现代人产生共鸣”，成为白先勇和他的“昆曲义工大队”面临的最大挑战。

　　戏美•情至

　　从小时候一直到现在，白先勇对昆曲的热爱从未稍减。到底是什么让昆曲对他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呢？白先勇说：“是两个字，一个是‘美’，一个是‘情’。”

昆曲之美如诗如画

　　对于昆曲之美，白先勇曾说：“昆曲唱腔美、身段美、词藻美，集音乐、舞蹈及文学之美于一身”。青春版《牡丹亭》与新版《玉簪记》两出戏，无论在舞台布景、服装设计或动作唱腔上，都把这种昆曲之美发挥得淋漓尽致。

　　白先勇特别强调中国文化中一种特殊的美：线条美。“我们一开始用的是象形文字，我们的各种书法都是线条的表现，我们对线条的掌握十分敏感。从书法演化出的水墨画，我们的建筑、音乐都是线条美，昆曲的水袖动作勾画下来就是一幅狂草。”在两出戏的制作中，这种线条美通过书法、琴声、舞蹈等表现形式得以充分展现。

　　在美学上，这两出戏的制作贯穿着一个重要原则：“尊敬古典，但不因循古典；利用现代，但不滥用现代。”白先勇谈到：“经过几百年，昆曲的美学、演出程式已经非常成熟，很多基本的东西是不能随便改动的。它不同于很多年轻的剧种，可以糅合很多其他元素而不伤筋骨。昆曲则不然，外来的元素只要稍微有点不合适，马上就会破坏它的精微美学特质，所以这一点我非常在意。”在古典美学的基础上，这两出戏融入了很多更贴合现代的创新：如请“云门舞集”设计了结合现代舞和昆曲的“观念舞蹈”，以具有浓郁古典气息又掺入现代美学的书法与水墨画作为背景等。

《牡丹亭》的核心恰是一个“情”字

　　昆曲吸引白先勇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情”，而《牡丹亭》的核心恰恰亦是一个“情”字。白先勇认为，《牡丹亭》中的“情”是“中国式的情”。“人生而有情，与《红楼梦》的主题一样，这种情是抹不掉的。这种情，不是一般的男女之情，更是一种类似于宗教的‘超越的情’，可以超越礼教，甚至生死大限，这是汤显祖所相信的。《西厢记》的情第一次突破了人间的规范，而《牡丹亭》则更高一层。”白先勇说，他之所以喜欢汤显祖的作品，也与其笔下的这种 “情”密切相关。在《牡丹亭》中，白先勇特意加强了对“情”的强调，如柳梦梅与杜丽娘之间传情的眼神与水袖动作便一改传统含蓄的表现，使两人的情意更为浓烈地传现。

　　从《牡丹亭》到《玉簪记》

　　如果说《牡丹亭》是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那此后的“青春梦之二”为什么选择了《玉簪记》呢？在白先勇看来，《牡丹亭》是大戏，而《玉簪记》是精品。

　　白先勇谈到，选择《玉簪记》主要有几个原因：

　　首先，他认为：“《玉簪记》是最能呈现昆曲表演的一出戏。”《玉簪记》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几乎都是一生一旦的对子戏。“这种戏看起来简单，其实表演起来非常难。《牡丹亭》还有很多变化，《玉簪记》就只有两个人，像双人舞一样，要舞出很多花样。”而正是在这种表演中，昆曲精致的特点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玉簪记》是白先勇的第二个“青春梦”

　　其次，《玉簪记》中有多处与中国传统音乐、书法文化相关的情节，如《琴挑》《偷诗》两折中便有男女主人公的“以琴传情，以诗传意”。这使《玉簪记》得以同时展现中国琴、曲、书、画等传统文化，“有很大的潜力可以做成一出很高雅的昆曲。”

　　白先勇选《玉簪记》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最后一折：《秋江》。在白先勇的眼中，这折戏很特别。“《秋江》中的送别，是在江心山盟海誓。两人内心的汹涌波涛外化成动作，将外面江浪的汹涌与感情起伏结合起来，后来两人合唱的那段生死缠绵也很感人。”

　　青春版《牡丹亭》曾几次在北大上演，白先勇老师对北大学子的印象非常深刻。在访谈或文章中谈到年轻观众对新版昆曲的接受时，白先勇总喜欢举出北大学生的例子。“学生们都涌到台前，脸上都发光似的，好像参加过文化的仪式、洗礼一样。”在白先勇的印象中，北大与他的母校台湾大学校风有相似之处，都有着自由风气与独立思想。与此同时，北大还有着十分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些都成为他选择北大作为“昆曲传承计划”首站的原因。

白先勇答谢讲堂观众

　　从上世纪60年代在台湾创办《现代文学》杂志，到今天带领着他的“昆曲义工大队”把昆曲领上现代舞台，白先勇引领着一场又一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革新。他在言谈之间，洋溢着充满活力的、纯真的激情，也许正是这种激情感染并集聚了那些有着共同梦想的人，不懈地在他们圆梦的路上前行。

　　摄影：魏来顺 张蕊